奥顿与伊舍伍德的战地之行，对抗战中的中国各界，鼓舞甚多。作为战争记者，尽职而且勇敢。
有的诗人，例如燕卜荪，瑞恰慈，热爱现实的中国，哪怕中国正颓败残破，但是他们的主要作品并不是关于中国；
有的诗人访问中国，例如美国黑人诗人兰斯顿·休士，例如英国诗人埃德蒙·布伦顿，却一个字没有留下。见到的中国不对他们胃口，没灵感；
有的诗人，例如庞德，例如韦利，不断地咏歌心中的中国，他们并不想访问现实中国，以免破坏了理想国；
有的诗人访问了中国，不一定理解，却留下了文学史必提的重要作品，例如奥顿。
这四类人，都值得一写。但是最值得写的，是第三第四种人。毕竟，文学史是优秀作品聚成的，大作家是作品构筑的，我这个小小的文字系列，也不是只谈奇闻轶事。
奥顿来到中国，是1938年初。刚过而立之年，却似乎未立：实际上他心中充满焦灼，用奥顿后来出名的诗题，他正落在“焦虑年代”。
1937年，奥顿出版诗集《看吧，陌生人！》，到达他在英国名声的顶峰。国王乔治六世授予奥顿诗歌金勋章，当时英国桂冠诗人梅斯菲尔正落入官司丑闻，显然英国政府希望奥顿在这个多事之秋，成为民族代言人。
而在奥顿本人，却是一个寻找新方向的痛苦转折。阶级立场时代已经结束，战争正在来临，帝国利益民族主义，常与反法西斯的正义相混，宣传鼓动与诗人的良心淆乱不清。1937年奥顿奔赴西班牙，想做一个战地救护车司机。西方好几个青年诗人死于战地，奥顿似乎想加入他们的行列。但是西班牙共和政府认为奥顿应当为他们写鼓动诗，几个星期后，奥顿腻烦地离开了西班牙。
1937年末，蓝登书屋与费伯出版社联合邀请奥顿与伊舍伍德，写一本诗，照片，散文合璧的“旅行记”。伊舍伍德是奥顿的同性恋男友，以《再见，柏林》著名的小说家。奥伊两人立即决定接受，却提出远赴抗战中的中国。1939年，欧洲大战爆发之前，这本《战地行》出版，正逢其事，极受欢迎。奥顿的贡献，除了一些极其珍贵的照片，还有置于书前书后两组十四行诗，以及一首“代替注释的长诗”，其中多首成为奥顿的名作，经常入选各种选本。
奥伊二人1938年1月起起碇东行，临行前，英国文艺界与报界郑重其事送别。二月他们到达香港，燕卜荪当时正途经香港，为西南联大筹集书籍，遇到奥顿，他后来回忆，奥顿“抽着大雪茄“，正忙着到港督与汇丰银行总裁处赴宴。的确，奥顿与伊舍伍德似乎被看作西方文艺界的东线慰问使节，到处受到隆重接待。但是奥顿从心底里鄙视大英帝国的殖民官，《战地行》中的“香港”，“澳门”二诗，极尽讥讽。“在后台，战争听来像远处有人摔门”。从香港，他们坐船潜入东江口，从广州北上武汉，在这个战时首都采访了许多人。西方人中，被写得最生动的是斯沫德莱，他们觉得这个美国女子的“认同”有点幼稚，但不失可爱。宋美龄的魅力攻势给他们留下的印象也不错，会见快结束时，蒋介石正好进来，奥顿觉得他“像个乡下医生”。博古“对什么都哈哈笑，胜利也笑，失败也笑”。在武大见到陈源，凌叔华，在八路军办事处见到周恩来，在大群保镖拥簇中见到杜月笙，杭立武为他们举行了济济一堂的武汉知识界欢迎酒会，全场除了“主座“冯玉祥一人，全说英语。
在武汉他们有幸遇到日军为天皇贺寿举行的大空袭，中国空军第一次大规模迎战。他们发现最佳观战方式，是戴墨镜躺在大空地上。一架日本轰炸机“像划着的火柴一样烧起来“，他们与街上的人力车夫一齐欢呼。警报刚结束，他们就搭小舢板渡过汹涌的长江，到日军的主要目标汉阳兵工厂。那天，日军损失三十多架飞机，是抗日空战的第一次大胜利，但是中国平民在轰炸中死亡四百多人。
他们急于北上郑州，采访黄河前线。到河南却听说战事在鲁南激烈起来，就匆匆赶到徐州，见到李宗仁。第二天他们雇了人力车向北，到达江苏省津浦线上的利国驿，稍北，铁路与运河相交初的韩庄，一半已落入日军手中，正在巷战。他们坚持要真正进入战壕，指挥官张轸趁前线稍微平静，让他们前行，却遇到炮击。
中国军官指着地平线说，“我们将撤退到该线”。
奥顿情不自禁激烈地干预，“你们绝对不能退却！”
中国人只是莞尔而笑。
奥顿他们只是后来才知道这是整个台儿庄大战的一部分。原先与他们在西班牙见到过的荷兰导演伊文思一行，这次深入更远，拍了一部好电影。
奥伊二人到西安，回武汉，然后东行南昌，到达金华，采访了敌后，然后从温州搭一艘假冒意大利的挪威船，北上到达上海租界孤岛。在那里，邵洵美为他们翻译了游击队的战歌，在中国长期从事工业合作社运动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与他们长谈。伊舍伍德的记述，结束于艾黎一句意味深长却是相当模棱的话，“我们将重新开始，从1927年”。
奥顿与伊舍伍德的战地之行，对抗战中的中国各界，鼓舞甚多，虽然奥顿最不喜欢的是“作宣传工作”，这二位使者同情所在，却并无掩饰。作为战争记者，尽职而且勇敢。
但是他们留下的最大影响，看来是在诗人之中。奥顿过后，余风长存。在大部分松散自由的抗战诗歌中，出现了一些形式略为严谨，内容比较深沉的作品，例如卞之琳的《慰劳信集》（伊舍伍德在后来的回忆中，几次提到卞之琳）。
奥顿是一个从不肯为某种政治目的而放弃自己诗路的诗人。《战地行》中的大部分诗，复杂晦涩如故。很少激动，从不感伤，没有明显的对中国人民抗战事业的赞美。可以说，他在战争中更看到人类的悲剧“暴力就像传染病一样成功”。抒情也只见于个别词句，例如十四行诗集的结句：“我们必须生活在自由中，山民就是住在山里”。
十四行诗组第十八首，直接写徐州战事，却是哀悼一个士兵之死，“被他的将军和虱子抛弃”。在武汉宴会上，田汉即席赋五绝一首，奥顿只好站起来读这首诗。第二天《大公报》刊登的译文，却把这行改成“富人和穷人联合起来一同战斗“，成了战时文艺界的一桩笑闻。1978年我考研究生，复试时卞之琳先生堂考翻译此诗，可见那一代诗人对奥顿的欣赏。实际上，奥顿的某些作品，点出了战争时期如何写诗的一条新路子。
中国之行，前后四个月，加上船程，共半年多。此行成为奥顿一生的转折点。不仅是因为他写出了一些佳作，访问中国之后，两个结果很明显。一是奥顿从此对英国人的帝国情结更加不能忍受。回英后不久，他就移居美国，彻底离开他享盛名的祖国。燕卜荪1939年途经纽约又见到他，奥顿对他说他移居到陌生人中，是因为“不愿意做邱吉尔的桂冠诗人”。很多人指责奥顿在大战前夕“抛弃祖国”，奥顿却在这场战争中，看到他不愿服务的帝国利益。
另一个更重要的发展，是他的宗教信仰进一步加强。从《战地行》的记载，可以看到，他对在华传教士很注意，看到他们在最困难条件下，在日军占领施暴时，从容应付，按信仰行事，至为感动。这使他对先前之作，颇为不安。参与西班牙和中国的战事，他明白在战争中，人很容易激动。避居纽约，他至少脱离了三十年代作为左翼诗人形成的朋友敌人圈子。美国时期的奥顿，依然是诗坛领袖，但是他诗风由绚烂走向隽淡，从焦灼走向平静。《战地行》最后的诗句，背景是在上海，远远听见游击战的轰鸣，他却似乎在对冥冥中的上帝诉说：“哦，请教会我如何成长，走出疯狂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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